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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科黯然下台


孙科黯然下台

1948年11月至1949年3月,孙科出任国民党行政院长,在国民党军战略决战失败的背景下,竭力逼蒋介石下野,进行和谈寻求“光荣的和平”,以挽救国民党的统治。
孙科内阁组成之时,正是人民解放军将杜聿明集团包围起来准备聚歼之际。桂系李宗仁、白崇禧乘机逼宫,要求蒋介石下野和谈。蒋一度答应于元旦引退,在这一背景下,孙科虽也一再向“蒋总统建议和谈”,但是决定“不致立即作重开和谈之努力,而暂时采取观望之态度,以等待适当之时机”。因此,当新闻报道他已派代表到上海、香港同李济深磋商和谈条件时,他当即否认。正在孙科期待“适当之时机”到来时,中共宣布了战犯名单,蒋介石、李宗仁、孙科等都名列榜首。蒋很恼火,声称“我如不能战,即亦不能和。我如能战,则言和又徒使士气人心解体。故无论我能战与否,言和皆有百害而无一利”。于是蒋改写了自己的新年文告和有关演讲词。一方面,他宣称内战责任须由中共承担,声称他一直本着“和平建国”的一贯政策“为蕲求和平与共党委曲求全”,但是中共全面“叛乱”,他不得不“戡乱”。如果中共无“诚意”,他就“决予剿平”。
孙科对此非常不满。这些表明,孙科在内战责任与和谈条件上向中共做了一点“让步”,并要求蒋下野。孙科宣称他既然“担当行政院长的重任”,就须“以最大的努力,求和平的实现”。
在孙科的压力下,蒋介石于1949年1月2日召集孙科、吴铁城、张治中、张群等人讨论与中共和平谈判问题。讨论结果是,孙科致电邵力子到宁会商进行办法,并要求他出任首席谈判代表。虽然蒋介石仍然恋战不退,但是,形势的发展对蒋更为不利。人民解放军一方面于1949年1月14日总攻天津,一方面前进到长江北岸。毛泽东选择在总攻天津的当天发表声明,宣布国民党政府如果“愿意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”,就须以八个条件为基础进行谈判。
这一声明在国民党政府内立即引起反响。58名立法委员1949年1月16日联名致函孙科,认为中共既然“表示愿与政府商谈和平,此诚实现和平之适宜时机”。1949年1月19日,“未及签名”的立法委员40余人致函孙科提出同样主张。一些人则明确要求:“蒋总统完成了领导北伐与抗战的历史使命,有权利光荣退休,不必再将国事烦他。”孙科立即在1月17日召开的国民党中政会会议上出示立法委员信件,在1949年1月19日内阁会议上,他又宣称立法委员两度致函“多为和平而呼吁”,强调这是“普遍民意之所趋”,因此“应及时就此案予以讨论”。
在这种背景下,蒋介石于1949年1月21日宣布“引退”。虽然蒋称其下野是桂系逼的,但也有孙科的“功劳”。
蒋介石下野后,孙科、蒋介石、李宗仁围绕什么样的“和平”展开了新的较量。孙科把寻求“光荣的和平”以维持国民党的统治,作为他的主要任务。
桂系的首要打算是,一方面企图联合中共一致对蒋,以防其再起,一方面凭借“长江天险,拒敌渡江”,达到“以长江为界,长江以北让共产党去搞,长江以南由我们来搞”的目的。如果该目的达不到,李宗仁就打算由自己与中共进行全面和平谈判,以“建立联合政府”。
蒋介石则企图在李之和谈掩护下进行战略转移,并准备在李宗仁和谈不成或倾向投诚时东山再起。他将近50万人的兵力分布于湖口至上海段长江南岸约500余公里的正面,此举不仅是要阻止解放军渡江,而且意在控制南京,威胁李宗仁。如能阻止解放军渡江,蒋介石自然成为“划江而治”的一方。如此目的不能实现,蒋就战略撤退,并“秘密将海、空实力逐渐南移,以台湾为中心”,使桂系不能以半壁江山与中共分庭抗礼。
和谈主要在中共和李宗仁之间展开,1949年1月27日,李宗仁发出致毛泽东的卯阳电,再次强调以八条为和谈基础,特别是赞成商谈惩办战犯。中共表示欢迎,指出如果他立即逮捕主要战犯,“以便实现真和平真民主,那就是好的”。
实际上,李宗仁此举也未成功,其原因在于遭到蒋、孙的联合抵制。孙科则一方面拒绝回南京,一方面以李宗仁曾计划迁都广州为由,声称“政府迁地办公”是“得李副总统(而非李代总统)同意”的,决非他“所可独断”。孙科一再强调“光荣的和平”、“平等的和平”,虽然是针对中共而来,也是对桂系作侧面的攻击。
仅仅是桂系的压力,还不足以迫使孙科去职,孙科还遭到蒋介石的反对。在1949年2月17日,蒋就强调李宗仁既然有意调换孙科,可由其自行决定其行政院院长的人选。3月上旬,他进一步决定“对孙不勉强予以支持,如大势所趋,孙被迫辞职,只有听他辞去”。在此情况下,孙科不得不于1949年3月8日辞职,其所谓“光荣的和平”也随之烟消云散。